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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孝怀是清末实业救国政策在成都的践行者,思想新锐,他的故事传说至今为本地人津津乐道。
周孝怀,是他的字,名善培,祖籍浙江诸暨。其父周位东,同治年间入川做幕僚,幕僚就是绍兴师爷。
其父把荣县的名师赵熙聘来营山当周孝怀的老师。营山是周位东做官的地方。
不久周位东病故,其幕僚欺周孝怀年幼,说其父欠库银两,要周孝怀代还,被周拒绝,周因此诉到官府。
成都官府藩台看周年幼,问他,状子系何人所写?回答系本人所写,藩台不信,说那你复述一遍我听,一字不差,藩台还是不信,请他入内室写,周孝怀一挥而就,藩台大为赞赏,说“世兄,这银子你不用还了,我替你还。”
后周孝怀为了糊口,任教于北京,薪酬每月纹银25两。后经老师介绍,此时赵熙老师是翰林院编修,介绍他到岑春煊幕府任红笔师爷。
红笔师爷就是分发各地的告示文件的末尾用红笔一勾,秘书里面最简单的工作,无用武之地。
一日,闲着无聊,在颁发完多余一张文告上,写上“该打屁股”四字,然后揉成团丢入纸筐,恰被经过的岑春煊看到,问他你为何乱丢,且还乱写,他说,这文告写的实在不好,岑春煊说,你另写一份我看。
瞬间功夫写好递上,岑春煊看后极为赞赏,马上升了三级,相当于副秘书长级别。
因周孝怀年轻有才,入慈禧开办的经纬学堂深造,毕业后派去日本学警政。
归国吏部问他工作去向的意见,他要求回家乡四川,这时四川总督是锡良。
周孝怀任警察局总办,向锡良建议先要普查登记人口,那时对人口数字都是大致估算,从未有挨家挨户入门登记的先例,人口基数是管理治安和其它行政管理的基础资料,必须推行,但阻力很大。
第一天登记,一家大户就拒绝,说本人不赌不嫖,无需登记。锡良把这个大官喊来告诉他,巡警到你家登记你拒绝,如何推行政令,你带头。随即户籍登记顺利推开。
周孝怀的这个做法其实就是精细化数据管理的开端。
中国国情明清之前一直是主要靠农业,靠农业只能求温饱,欲致富强国必须靠实体和工业。周孝怀在日本留学过更明白这个道理。
他在成都大田坎开办纱厂,在劝业场开办商业,把娼妓集中在天涯石街区,娼妓要生存,完全禁绝也不现实。
当时出台政策,娼妓集中一个区域营业,按章纳税,出入口派警察把守,防止滋事者和未成年入内。成为国内第一个公开挂牌的红灯区,此街又名风化街。
如不愿做娼妓,可以到大田坎纱厂做工谋生,总之给出路。
后来锡良调走,赵尔丰接任,保路运动爆发,重庆、广安相继宣布独立,接着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成都,加上自己还有血债,眼看清朝风雨飘摇。
赵尔丰为自保,打算交权给保路同志会,前提是保住自己的生命和财产,具体条件是,赵交权后退居雅安,带兵四个营,每年给提供纹银万两。请周孝怀居中穿线调停。
约好时间这些绅士害怕不敢去,再叫有些吓得发抖。周孝怀心生一计,劝说赵尔丰,不如你亲自去登门拜访他们,更能显示你的诚意和恩自上出。这个协议当即就达成了。
后来据周孝怀本人回忆,赵尔丰对他有很多不满的地方,主要是以下几件:
1、赵任川滇边务大臣时,常来成都,他的轿夫仗势欺人殴打他人,告到警署,周孝怀处以“枷号三日,游街示众”,赵写信给周,要求从宽,周才释放。
2、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,其哨官二人在三圣街警察所酒后大闹公堂,遇周孝怀便衣出巡到此,当即令将二哨官重责四十大板,“枷号三日”。赵获悉后,又写信叫周释放,周不允,回禀称:“以前大人叫我释放大班之事,因大人系外地为官。今大人主持四川大政,不能不以身
作则。期满后才能放。”
3、周在青羊宫开办劝业会(即二、三月间的花会),现在叫法是展销。全省各县的土特产及工艺品均来此展销。
周在上海买回两辆马车,从老南门驶往青羊宫,专供游人搭乘,但在该处贴一条告示:“娼妓禁止乘坐。”
当时成都名妓“海龙”,与赵尔丰次子有染,其子不惜巨金,派人到上海购回华丽衣服,装饰这个妓女,同来乘车,被警察拉下。赵子气愤,竟在其父面前挑拨是非。因此故赵对周心怀不满。
辛亥革命后,黄河泛滥,全国募捐,救济灾民。末代皇帝溥仪已迁住
天津,周即前往面见,请求捐助。溥仪拿出一箱珍贵古董文物,变卖约10万元,交给救灾委员会。后来,长江又发生水灾,周又去请求溥仪再次捐助。溥仪说道:“我现在所存之文物已匮乏,待我同他们洽商后,再作回答。”
次日周再去见他,溥仪说:“已与宫廷内人商妥,把德租界内的一院房屋,交出变卖,作救灾之用。”(解放后,周孝怀曾将此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过。)
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。一日,李济深到周孝怀家(李系周之门生)请教出路,说道“国民党已被蒋介石搞得一塌糊涂,民不聊生,怨声载道。我已约友人在香港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,共同反对蒋介石。孝老有何高见?请指教。”周以风趣的比喻答道:“任潮(李的字),你说公婆好,丈夫又贤惠。但你连印花铺盖都没有带一床,有何面目去见翁姑?李领会周意是要他有立功表现。
李在上海发动一艘兵舰起义北上,归附解放军。
建国后,李济深任国家副主席,周孝怀任法制委员会委员,同时兼任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,于年逝世。
周孝怀,政声鹊起,因本人是近代中国警政的先驱,在成都首创开辟红灯区的先例,他还是地方官员中最早剪掉发辨的一位(四川人称“周秃子”),其思想之新锐,敢于开风气之先由此可见一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