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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孝怀是清末实业救国政策在成都的践行者，思想新锐，他的故事传说至今为本地人津津乐道。
周孝怀，是他的字，名善培，祖籍浙江诸暨。其父周位东，同治年间入川做幕僚，幕僚就是绍兴师爷。
其父把荣县的名师赵熙聘来营山当周孝怀的老师。营山是周位东做官的地方。
不久周位东病故，其幕僚欺周孝怀年幼，说其父欠库银两，要周孝怀代还，被周拒绝，周因此诉到官府。
成都官府藩台看周年幼，问他，状子系何人所写？回答系本人所写，藩台不信，说那你复述一遍我听，一字不差，藩台还是不信，请他入内室写，周孝怀一挥而就，藩台大为赞赏，说“世兄，这银子你不用还了，我替你还。”
后周孝怀为了糊口，任教于北京，薪酬每月纹银25两。后经老师介绍，此时赵熙老师是翰林院编修，介绍他到岑春煊幕府任红笔师爷。
红笔师爷就是分发各地的告示文件的末尾用红笔一勾，秘书里面最简单的工作，无用武之地。
一日，闲着无聊，在颁发完多余一张文告上，写上“该打屁股”四字，然后揉成团丢入纸筐，恰被经过的岑春煊看到，问他你为何乱丢，且还乱写，他说，这文告写的实在不好，岑春煊说，你另写一份我看。
瞬间功夫写好递上，岑春煊看后极为赞赏，马上升了三级，相当于副秘书长级别。
因周孝怀年轻有才，入慈禧开办的经纬学堂深造，毕业后派去日本学警政。
归国吏部问他工作去向的意见，他要求回家乡四川，这时四川总督是锡良。
周孝怀任警察局总办，向锡良建议先要普查登记人口，那时对人口数字都是大致估算，从未有挨家挨户入门登记的先例，人口基数是管理治安和其它行政管理的基础资料，必须推行，但阻力很大。
第一天登记，一家大户就拒绝，说本人不赌不嫖，无需登记。锡良把这个大官喊来告诉他，巡警到你家登记你拒绝，如何推行政令，你带头。随即户籍登记顺利推开。
周孝怀的这个做法其实就是精细化数据管理的开端。
中国国情明清之前一直是主要靠农业，靠农业只能求温饱，欲致富强国必须靠实体和工业。周孝怀在日本留学过更明白这个道理。
他在成都大田坎开办纱厂，在劝业场开办商业，把娼妓集中在天涯石街区，娼妓要生存，完全禁绝也不现实。
当时出台政策，娼妓集中一个区域营业，按章纳税，出入口派警察把守，防止滋事者和未成年入内。成为国内第一个公开挂牌的红灯区，此街又名风化街。
如不愿做娼妓，可以到大田坎纱厂做工谋生，总之给出路。
后来锡良调走，赵尔丰接任，保路运动爆发，重庆、广安相继宣布独立，接着武昌起义消息传到成都，加上自己还有血债，眼看清朝风雨飘摇。
赵尔丰为自保，打算交权给保路同志会，前提是保住自己的生命和财产，具体条件是，赵交权后退居雅安，带兵四个营，每年给提供纹银万两。请周孝怀居中穿线调停。
约好时间这些绅士害怕不敢去，再叫有些吓得发抖。周孝怀心生一计，劝说赵尔丰，不如你亲自去登门拜访他们，更能显示你的诚意和恩自上出。这个协议当即就达成了。
后来据周孝怀本人回忆，赵尔丰对他有很多不满的地方，主要是以下几件：
1、赵任川滇边务大臣时，常来成都，他的轿夫仗势欺人殴打他人，告到警署，周孝怀处以“枷号三日，游街示众”，赵写信给周，要求从宽，周才释放。
2、赵尔丰调任四川总督，其哨官二人在三圣街警察所酒后大闹公堂，遇周孝怀便衣出巡到此，当即令将二哨官重责四十大板，“枷号三日”。赵获悉后，又写信叫周释放，周不允，回禀称：“以前大人叫我释放大班之事，因大人系外地为官。今大人主持四川大政，不能不以身
作则。期满后才能放。”
3、周在青羊宫开办劝业会(即二、三月间的花会)，现在叫法是展销。全省各县的土特产及工艺品均来此展销。
周在上海买回两辆马车，从老南门驶往青羊宫，专供游人搭乘，但在该处贴一条告示：“娼妓禁止乘坐。”
当时成都名妓“海龙”，与赵尔丰次子有染，其子不惜巨金，派人到上海购回华丽衣服，装饰这个妓女，同来乘车，被警察拉下。赵子气愤，竟在其父面前挑拨是非。因此故赵对周心怀不满。
辛亥革命后，黄河泛滥，全国募捐，救济灾民。末代皇帝溥仪已迁住
天津，周即前往面见，请求捐助。溥仪拿出一箱珍贵古董文物，变卖约10万元，交给救灾委员会。后来，长江又发生水灾，周又去请求溥仪再次捐助。溥仪说道：“我现在所存之文物已匮乏，待我同他们洽商后，再作回答。”
次日周再去见他，溥仪说：“已与宫廷内人商妥，把德租界内的一院房屋，交出变卖，作救灾之用。”(解放后，周孝怀曾将此事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过。)
在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夕。一日，李济深到周孝怀家(李系周之门生)请教出路，说道“国民党已被蒋介石搞得一塌糊涂，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我已约友人在香港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共同反对蒋介石。孝老有何高见?请指教。”周以风趣的比喻答道：“任潮(李的字)，你说公婆好，丈夫又贤惠。但你连印花铺盖都没有带一床，有何面目去见翁姑？李领会周意是要他有立功表现。
李在上海发动一艘兵舰起义北上，归附解放军。
建国后，李济深任国家副主席，周孝怀任法制委员会委员，同时兼任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，于年逝世。
周孝怀，政声鹊起，因本人是近代中国警政的先驱，在成都首创开辟红灯区的先例，他还是地方官员中最早剪掉发辨的一位（四川人称“周秃子”），其思想之新锐，敢于开风气之先由此可见一斑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