屈晓丹，女，退休，现居上海。父亲曾被关进重庆渣滓洞，是屈原72代孙；母亲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，才旦卓玛、何继光的老师。
屈晓丹讲述于上海宝安路49号
主笔/丑丑编辑/木木
01她爬上了食堂的饭桌
听说上海音乐学院来了一头西藏的“藏牛”，唱歌很厉害，中午会到食堂吃饭。
我和几个同学正在操场上玩，拔腿就往学生食堂跑，想去看稀奇。
到了饭堂，里面黑压压都是人。
我和同学从人缝里钻进去，看见一个又黑又壮的藏族人被大家围在中间。
她穿着藏袍，身上还挂着糌粑袋，听不懂汉语，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。很多人起哄：唱一个！唱一个！比划着让她站到桌子上唱歌。
她非常朴实，大概猜到了大家的意思，真的就爬上了饭桌。
她一开口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响得来，就像自带了话筒和音响。
刚才还嘈杂喧闹的食堂瞬间鸦雀无声，只剩下她的歌声，灌满每个人的耳朵。
她唱的是一首西藏民歌。老师同学听得跟丢了魂儿似的，被她歌声给镇住了，发不出声音。
那声音宽广嘹亮，就像雅鲁藏布江一样清澈，又像雪域高原一样高亢，那么大的食堂，角角落落都听得清清楚楚。
我听得目瞪口呆。我妈妈是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，我听过很多人唱歌，却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声。
这歌声里有草原，有雪山，有河流，有羊群，还有蓝天白云，是我从未到达过的新世界。
这是在年，我7岁，刚刚进上海音乐学院附小读一年级。小学生和大学生在同一个食堂吃饭。
没想到，这头一开口就轰动音乐学院的“藏牛”，会成为我家里的常客，会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歌唱家。
02才旦卓玛结婚三天被选送来上海音乐学院
我妈妈叫王品素，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。
妈妈每天八点上课，早上七点她就出门了，下午五点放学回来，还会带学生到家里来一对一教学、补课、吃晚饭。
年，文化部要求上海音乐学院办一个专收少数民族学生的声乐学习班。我妈妈担当这个班的教学任务。
第一期民族班的学生，是三名藏族学员，其中两个都不懂汉语。
有一天放学后，妈妈带了个学生回来。我一看，这不就是那天站在食堂饭桌上唱歌的“藏牛”吗？
妈妈看我呆呆的样子，向我介绍，她叫才旦卓玛，是刚来的三个藏族学员之一。
才旦卓玛从小喜欢唱歌，学过藏戏，放羊的时候扯开嗓子就在山坡上唱，嗓子特别好，音域又宽又亮。刚结婚三天，就被选送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。
她没读过书，不会汉语，看不懂五线谱，也听不懂简谱。
第一次上课，她坐在那里呆呆地看着我妈妈。妈妈讲的，她听不懂，用手比，怎么比划她都不懂。
让她唱，大嗓门一亮，这么高的调，吓人一跳。这么大的嗓门非常罕见。
她不懂汉语，我妈妈不懂藏语，这是个大问题，只能带到家里一对一连比带划教学。
她走后，我跟妈妈讲了那天才旦卓玛在食堂唱歌的事情，妈妈笑死了。
年，才旦卓玛演唱《献给毛主席》03何继光的假男声大家听了都很害怕
听妈妈说，之前声乐系曾收过一个维吾尔族的女学生，嗓音条件很好。
老师们以传统的美声方法进行教学和培养，女学生毕业回到新疆后，新疆人民却不喜欢她的唱法，只好再改回原来的民族唱法。
年，又有三名藏族学生来了上音，这是大家从未听到过的一种嗓音，是西藏高原特有的一种味道。鉴于上次那位维族学生的情况，声乐系的老师们产生了畏难情绪。
妈妈挺身而出，接下了三位藏族学生。
爸爸有点替妈妈担心，说：“品素啊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。这是一个新问题，大难题，你心里也没谱，弄不好玉石俱焚，怎么交账啊！”——爸爸也是位老革命，剧作家，很传奇，但结局悲惨。他的故事后面再讲。
妈妈回答说：“总要有人去试试吧。干中学呗！我从不相信有我学不会的事。我准备以美声的科学发声方法为基础，尽力保住他们的风格特色，万一失败了也好总结经验教训。不闯闯总不行。”
才旦卓玛不会科学发声，唱十分钟嗓子就哑了。传统的“米米米～～嘛嘛嘛～～呀呀呀～”练声方法，她根本不会唱。
妈妈愁死了，这可怎么教啊？
爸爸和妈妈一起探讨、分析，要教学，必须先过语言关，解决和学生的沟通问题。他们想到一个办法：妈妈自己先当学生，学藏语。
那段时间，妈妈成了一个藏语迷。
爸爸去搞了部老留声机，妈妈不知哪里去搞了一张藏戏的唱片，天天叽叽呱呱地放，一句一句跟着藏戏学藏语。
妈妈一点点教才旦卓玛汉语，才旦卓玛一点点教我妈妈藏语，渐渐能够交流了。
妈妈放弃了原来编好的练声曲，选用了才旦卓玛熟悉和擅长的西藏民歌中的乐句或乐段。比如，用藏语的“阿若拉夏琼～～”来练声，以此来保持才旦卓玛嗓音的宽和亮。再把美声中科学运用气息的方法教授给才旦，选用了一句藏语：尼玛夏拉觉（太阳出来了）做练声曲，用E母音，也就是窄母音，来引导她的气息和嗓音的正确状态。
几年教学下来，妈妈终于保住了才旦卓玛的民族风格，同时又教会了她科学的发声。
不同地方的少数民族，声音特点不一样。妈妈沿用这个方法，教其他的少数民族学生，先了解他们的语言特点，探索他们的语言和发声之间的关系，因材施教。
母亲的教学总结自才旦卓玛这批学生后，一批又一批各民族的学生来到上海音乐学院，进入民族班。
六十年代，湖南的苗族何继光来了。
何继光是民歌山歌的歌手，他是男假声，大家听了都很害怕，说这是什么声音啊，这么怪。妈妈说我还是先做学生再做老师吧，先研究男假声怎么发出来的，搞清楚了再教学。
妈妈发现他的高音很有潜力，就把湖南山歌中的男假声唱法融入教学中，还为他专门编了一些练声曲，训练出了一个新的类型——湖南高腔。
后来，何继光以两首特殊的湖南民歌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《洞庭渔米香》在舞台上一炮打响。
因材施教，是妈妈教学中的不二法宝。她教的学生各式各样，哪里的学生就保存哪里的风格，一个学生一个味道，云南的就云南的风格，贵州的就贵州的风格，西藏的就西藏的风格。艺术要以个性来承载。
04已婚学生流产了也到我家坐月子
我是独生女，爸爸是四川人，妈妈是河南人，上海没有亲戚，但我家又是个热闹的“大家庭”，每逢周末，过年过节，家里总是很多人，非常热闹。
少数民族学生吃不惯上海的饭菜，妈妈就把他们带到家里来，做他们家乡的美食。家里最多的时候，有二十几个学生来吃饭。
每年春节，因为寒假很短，很多学生都选择不回家。我家里的春节，因此每天都是不同民族的风味。
比如正月初一做藏族美食，正月初二做新疆美食。我爸爸是四川人，烧一手好川菜，初三，就把西南爱吃辣的少数民族学生带回家……一般持续到正月初五六。他们做吃的，我就在旁边跑来跑去，帮他们跑腿买调料。
有一年大年初一，很多西藏学生带着酥油、青稞粉、砖茶，和打酥油茶的工具，早早来了我家，给我们全家献上洁白的哈达后，开始打酥油茶。
喝了浓香滚烫的酥油茶后，一起做藏族小吃“猫耳朵”。因为家里没有大桌子，就在我家五尺半的床上铺上布、垫上纸当面板，围着一张大床欢声笑语地做“猫耳朵”。
妈妈特意为他们煮了羊头，藏族学生次仁德吉是啃羊头的“专家”，她不负众望把羊头啃得干干净净。
根据藏族的习俗，过年时，长辈要为小辈向神灵祈求平安、吉祥。藏族学生们用盘子装上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青稞粉，上面顶着一块酥油，在午餐开席前，妈妈高高兴兴地往她们身上、头上撒青稞粉，边撒边为他们祈福。
他们唱祝酒歌，互相劝酒，家里热气腾腾，欢乐的歌声响彻整栋楼。
平时，我家就像招待所，学生生病了，就住我家里养病。已经结婚的学生，流产了，也到我家里坐月子。妈妈细心地照顾她们，把家里的好东西都省给她们吃。
家里住着学生是常事，有一个哈萨克族的学生，在我家住了整整半年。
母亲和她的学生们
05我觉得妈妈一点不爱我只爱她的学生
我读小学的时候，曾经很恨我妈妈。
妈妈把所有的学生，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，慈母般的关心他们。家里这么穷，有一点吃的她就给学生。
我觉得她一点都不爱我，只爱她的学生。
我三四岁的时候，妈妈牵着我的手走在路上，我特别想买个小玩具，或者小零食。但她坚决不肯给我买。
我赖在地上，不肯走。
妈妈狠心地放开我的手，头也不回就走了。我只好老老实实地爬起来追。
年9月，我刚进附中，上音民族班来了两个撒尼族学生：金玉兰和毕木英。她们家里都穷，几乎没什么行李，只穿了一身单薄的民族服装。
国庆节，妈妈把她俩带到家里来，招待她们吃饭，让我陪带她们到街上走走。
妈妈还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，让我翻箱倒柜为她们找御寒的衣服和棉被。
金玉兰比较胖，妈妈让我把她的冬衣给金玉兰。毕木英比较瘦小，穿我的刚刚好。
妈妈的冬衣，我的毛衣、大衣，还有家里的厚棉被，统统给了她的学生。
那年冬天特别冷，寒风凛冽，零下七八度，白天上学，我只能在薄棉袄外面套上外婆给我做的三件棉袄罩衣，冷得打哆嗦。
晚上睡觉，只能把棉花胎、垫被，还有厚重一点的衣裤全盖在身上，还是冻得睡不着。
我向爸爸抗议。爸爸说，你懂个屁！
后来我长大了，懂了。
06地下党把妈妈带到重庆交给邓颖超
妈妈年出生在河南开封一个地主家庭，我外公喜欢写诗画画，是有文化的地主。
我外婆裹小脚，一米六八的身高，人长得雪雪白，非常漂亮，被我外公看中了，收房为妾。
虽说是妾，其实就是使唤的丫头，经常被其他的大小老婆们打。外婆的腰被她们打折了，成了驼背。
妈妈从小喜欢唱歌跳舞，腰腿很软，可以毫不费力地下腰、劈叉，院子里经常能看到她又唱又跳的身影。
外公特别宠爱妈妈，从小就送她去读书。中学，更是送到县里最好的女校去读书。
在女校，妈妈认识了一批同学，成了好姐妹。这些女生都来自旧式大家庭，接受新思想后，决定投身抗日。
年夏夜的某个清晨，四五个十四五岁的女生，悄悄从学校逃走，去寻找抗日队伍。
逃出来后，东找西找，找到了抗日将领商震的部队。商震的部队里有一个叫王兴刚的谍报人员，是周恩来领导下的地下党，把她们带到重庆，交给邓颖超。
邓颖超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妇女工作，几个女生就在重庆跟着邓颖超。
年，妈妈在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建议下，考进了重庆音专（上海音乐学院迁到重庆的）。
妈妈的声音很特别，听起来像男声。
女声一般分为抒情女高音，抒情花腔，戏剧女高音，女中音，女低音，妈妈这种声部很少见。
一般人会把妈妈分到女中音，但美籍华人声乐老师斯义桂说：王品素是戏剧女高音，不是女中音。这是图兰朵的声部，属于经典戏剧女高音。
妈妈就在斯义桂老师的麾下主修声乐，很多人都说妈妈是华人中的图兰朵。
07父亲屈楚是屈原72代孙被关进渣滓洞集中营
妈妈在重庆音专读书的时候，认识了我父亲屈楚。父亲是位剧作家，也是诗人。
父亲屈楚，年出生在四川泸州荣县吕仙岩大宅内，是屈原的72代世孙。
年，父亲考入成都的四川省立剧校。年，父亲在重庆认识了郭沫若先生，并在他的群益出版社任编辑。
因为工作关系，父亲和中共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共产党接触很多，信仰了共产主义，以报刊和戏剧为革命阵地，还组建了自己的剧社：新中国剧社。
年，剧社写的“牛郎织女”剧目，挑选一批音专的学生来演，我母亲演王母娘娘。父亲母亲，就相识相恋了。
在剧社同志们的帮助下，年，妈妈还在重庆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。
年5月，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还都南京。为了和平谈判需要，驻扎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离开重庆，迁到南京。妈妈也跟随去了南京，在学校当音乐教师。
母亲在西南美专任教时期年，父亲他们在文化艺术阵地上的活动，逐渐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。年6月1日，国民党在重庆实施了“六一大逮捕”，父亲和战友周特生等被捕，并以政治犯的身份关入渣滓洞集中营。
在狱中，父亲认识了江姐、许云峰、华子良、孙明霞等的原型，并与其中的生还者结下了终身的友谊。
父亲加入了“铁窗诗社”，写下了“岁月无声地走过铁窗”著名的诗句，这首诗后来被谱了曲，到处传唱。
他还在狱中写下一首饱含深情的诗《给m带去的消息》，表达对恋人王品素的思念。
小说《红岩》里的很多活动，父亲都参加了，在狱中吃尽了苦头，九死一生。
父亲在重庆渣滓洞，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
年3月，中共党组织抓住李宗仁上台后“释放政治犯“的机会，想方设法把父亲他们的名字写进了民主同盟的一份名单中，保释出狱。
出狱不久，国民党政府发现放错了人，立即派人追捕。父亲先被组织转移到北京，后到上海，在上海群益出版社同仁们的掩护下，一边工作，一边准备迎接解放。
解放后，父亲被组织委派，参加了组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，任副院长。
年，我母亲从南京调至上海，和父亲完婚。年，我出生，我们一家三口开始了在武康路号酸甜苦辣的生活。
年春，父母结婚照08组织找妈妈谈话：你要事业还是要孩子？
全国解放的时候，我外公已经死了，他的大老婆小老婆都挨批斗，但没人愿意斗我外婆。他们把外婆找去问话，问她有什么愿望。
外婆说我有个女儿，十五岁就离家了，我希望能找到她。
政府就找到了妈妈，妈妈正怀着我，把外婆接到了上海。
外婆老了都很美妈妈没有奶水，外婆用米汤把我喂大。
那个年代，很少有独生子女。年，我本来应该有一个弟弟。
妈妈怀孕了，大着肚子，接到组织上的通知，要派她去苏联学习。组织上找她谈话，问她，你是要事业还是要孩子？
妈妈想了很久，决定听从组织安排，去做了引产。生下来是一个男孩。
引产后，我们国家和苏联的关系变得紧张，学习取消了，又不去了。
我也因此，变成了那个年代稀有的独生子女。
年，我家搬到南汇路38号，三层楼的花园洋房，在美琪大戏院附近，对门就是现在的梅陇镇广场。
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八十年代，现在，我梦里经常出现的景象，都是在这里。
上海音乐厅有音乐会，妈妈会带我去听。爸爸也经常带我去美琪大戏院看戏，每个星期天上午放儿童片，他都会带我去看。
妈妈上课，我喜欢去听课。爸爸那些渣滓洞的战友来访，我也喜欢坐在旁边听他们摆龙门阵，讲当年的故事。每次有战友来，爸爸都会叫我去梅陇酒家叫菜。
父亲与渣滓洞难友周特生导演妈妈希望我能走音乐这条路，爸爸希望我学话剧，幼儿园就送我去学习话剧，从小我就很会讲故事。
后来，我考上上音附小，升到附中，却遇到文化大革命。
我的命运就被完全改变了，我父亲屈楚的命运，也因此完全改变了。
09才旦卓玛听得潸然泪下
年，全国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，雷锋的日记里有一首诗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后经过作曲家朱践耳谱曲，任桂珍演唱。
一天早晨，才旦卓玛在校园的广播中听到这首歌:“唱支山歌给党听，我把党来比母亲……”
一字字一句句，才旦卓玛听得潸然泪下。她找到我妈妈，说：“老师，我很想唱这首歌。你帮帮我。”
妈妈担心才旦卓玛因此丢掉自己的风格，便说:“你是唱藏民族歌曲的，唱这样的歌行吗？不要丢了你的风格。”
才旦卓玛急得掉眼泪:“老师，歌里唱的就是和我一样的心声。我一定要唱！”
很多人都不理解，连汉语都说不利落的才旦卓玛为什么要唱一首汉族创作的歌曲。但是我妈妈懂她的心思。妈妈找到曲谱，一字一句地给她抠汉语歌词，教她发音。妈妈还请到了这首歌的作曲朱践耳老师，来听才旦卓玛演唱，提建议。
果然，汇报演出时，才旦卓玛的演唱一鸣惊人。在“上海之春音乐节”上，这首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引起轰动，风靡大江南北，才旦卓玛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。
才旦卓玛成名后，很多人想要她留在北京。她来问妈妈的意见。
妈妈对她说：“你应该回到生你养你的地方，是西藏的水土哺育了你，那也是你艺术上的根。北京虽好，但离开了西藏这块土地，你就变成了无源之水，无根之木，吸收不到养分。”
才旦卓玛听后，毅然回到了西藏，回到了爱人身边。
70年代，才旦卓玛在西藏为矿工们演唱妈妈的学生没有一个留在音乐学院的，她为各地培养人才，都回到当地去做贡献了。
父母一直是我的楷模，对事业、对家庭、对亲人，对学生，他们一生无私奉献，是真正的灵魂工程师。他们为了信仰，为了他人，愿意奉献一切。
10父母都成了牛鬼蛇神
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，我正在读初一。
父母都成了牛鬼蛇神，挨斗，关牛棚。每个月只发给我们家15块钱的生活费，我和外婆相依为命。
我平时住在学校，周末才能回家。
外婆经常被周围的工农兵子弟欺负，我发现后，就跟那些孩子打架。外婆是小脚，又驼背，出去买点东西很不容易。她走出去，那些孩子就用石头丢她。
他们用弹弓打我家玻璃。我学了弹弓，和他们对射，他们打坏我家一块玻璃，我就打坏他们两块。
玩伴中有个小头头，叫牛牛。我力气很大，揪住牛牛，专门打他，打到他讨饶。我说你们中的任何人，只要谁再欺负我外婆，我就打你。
从此，他们再也不敢用石头丢我外婆了。
南汇路38号住的都是知识分子，一共三家人，楼下是我家，二楼三楼是另外两家。文革时，工人进来抢了汽车间，抢了楼上住户的房间住。
那时候的房子，厨房和厕所都是共用的，买东西都要凭票。我周末回家，外婆好不容易用肉票买了一点点肉，炒给我吃。
住在汽车间的工人老婆，打开锅就吃我们的肉。
吃饭的时候，我问外婆，菜怎么少了这么多？外婆不吭声。我知道外婆胆小，不敢说。
有一天，我终于看见他们在烧肉，我端起锅就把他们的肉倒了。
工人老婆过来吵架，我说是我倒的，你要再偷我家的肉吃，我还要倒你的肉。
妈妈学生很多，她对学生一直很好。她有高血压，批斗时，造反派把她头揿下去，按得很低，那边学生马上把头偷偷给她抬起来一点。
关了几个月，实在查不出妈妈有什么问题，正好大唱样板戏，要搞京剧训练班，让妈妈去“五七京训班”教京剧。
妈妈对我说：你爸爸妈妈的历史是没有问题的，一切都会搞清楚的。
11爸爸想跳黄浦江自杀
年，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号召知识分子提意见，由爸爸主持，总结。一批右派分子的名单下来，文化局的领导一看，说怎么你们领导干部里一个都没有啊，加一个。
我爸爸就这样被加进去了，成了右派。
爸爸觉得对不起妈妈，患了抑郁症，身体越来越差。
有一天，妈妈下班回家，发现我爸不见了，预感不对，匆匆忙忙拖着我说，走，找你爸爸。妈妈拉着我，一路跑步冲到黄浦江边。
找来找去，一直找到傍晚，终于在黄浦江边找到了爸爸。
秋天了，傍晚已经有点寒意，江边人不多，爸爸一个人落寞地在江边徘徊。
妈妈冲过去，对爸爸大吼：“屈楚，你干什么！我从来没有认为你是反党反社会的右派分子，你怕什么？！你跟我回去！”
妈妈的声音把我吓了一跳，我才意识到爸爸想跳江自杀。
回到家，他们两个在房间里聊了很久。爸爸不再寻死，但身体一直不好。
妈妈牛棚放出来后，让她去教京剧，妈妈不懂，发愁。
我爸爸是川剧迷，也是京剧迷，就告诉妈妈，京剧演员是怎么唱的，一点一点帮她分析，帮她克服苦难。
年，爸爸右派平反后，可以写剧本了，又碰到四清运动。他像变了个人，从此少言寡语，一直很忧郁。
爸爸病重的时候，跟我说：“我最闭不上眼睛的，就是不算我是年前参加革命的。”
爸爸解放前做革命工作的时候，中央组织部部长何其芳跟我爸说，你暂时不要入党，太危险了。
所以，爸爸听从组织安排，当时没有办入党手续。
年，何其芳特意寄来了一份证明，证明我爸爸是党员。
每年，我爸爸都写材料往上报，希望落实党员身份。年年送，年年不批，犹如石沉大海。
在落实老干部政策的时候，竟然说我爸爸不算老革命，不能算党员。一个在渣滓洞待过的人，一生对党，对事业，对家庭都无私奉献的人，竟然不能算党员。
我气不过，拿着病危通知书和何其芳的证明到组织部吵。我跑到上海市文化局、出版局，坐在那里，就不走。
爸爸突然好几天大便不出来。肚子越来越痛，剖腹检查，发现满肚子都是癌细胞，原发是胰腺，没救了。
从开刀到爸爸离开，一共就八天时间。这是在年，爸爸67岁。
爸爸临终前一天，他盼了大半辈子的党员和革命干部身份终于确认了。出版局长吉少浦伯伯拿着文件，到他床前念给他听。
爸爸一生为了党的事业，为了信仰，不畏生死，倾注一生心血。最终成为时代的悲剧，郁郁一生。他性格倔强，很像屈原，命运也像屈原。
12邓颖超打电话给我妈妈，让她回家
才旦卓玛和何继光之后，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歌唱家被大家熟知和喜爱，慕名来找妈妈拜师的也络绎不绝。
妈妈只要有时间和精力，来者不拒，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，没日没夜探索民族声乐教学。
妈妈是周总理和邓颖超在重庆一手培养起来的，感情深厚。
年冬天，妈妈带着才旦卓玛去北京观摩全国少数民族汇演，邓颖超打电话给我妈妈，让她“回家”。
妈妈带着才旦卓玛去了中南海，二十多年没见，妈妈一下抱住邓颖超就哭了，就像终于回家的孩子。
晚上，周总理回家，一眼就认出了妈妈，拉着妈妈问长问短。
母亲去中南海看望邓颖超年，组织上为妈妈在北京举办了民族声乐教学四十周年纪念音乐会。邓颖超又在中南海接见了妈妈和她的学生们，当场为妈妈题写了“坚持大力发展民族音乐”十个大字，鼓励妈妈。
年，得知妈妈又要举行民族声乐四十五周年纪念音乐会，邓颖超在病中，仍送来祝福：
“声乐民族化的好园丁。祝王品素同志学生音乐会演出成功。”
这一次，四五十个学生都回到上海，除了睡觉，整天簇拥在妈妈旁边，探讨学术问题，交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。
妈妈亲自准备了五十个人的自助餐，席间，学生们集体为妈妈创作了一首歌曲《敬爱的老师》。
每到逢年过节，家里到处都堆满妈妈的学生从全国各地寄来的贺卡。到了岁末，妈妈会在房间里穿起一条条绳子，把贺卡挂在上面，翻翻这张，摸摸那张，每个学生的故事，她都如数家珍。
很多学生，一有空就飞来上海，还是和读书时候一样，住在我家，和妈妈彻夜长谈。
才旦卓玛，已经是著名歌唱家，每次到上海，不去住高级宾馆，吃高档饭菜，就喜欢住在我家里，吃普通的面条和家常菜。我家还是常常热热闹闹的“一大家子”，就像我有很多的兄弟姐妹。
母亲和才旦卓玛妈妈后来患了血管性痴呆，不认识人了。学生来看她，说，我是谁谁谁，还记得吗？她说不知道。
但是当学生说：“王老师，我来上课了，您指导我吧。”妈妈就来劲了。学生一唱，妈妈眼里就放出异彩，会说，你哪里哪里应该怎么唱，就像很清醒地在上课一样。
五十年的教学生涯，妈妈教过22个民族的学生，培养了大批各个民族的歌唱家。在学生眼里，她既是老师，又是慈母。她是新中国的好园丁。
妈妈有家族性遗传高血压。年12月11日晚上，妈妈陷入昏迷。第二天早上医生查房，发现她已经走了。
妈妈的一生，都奉献给了民族声乐教育，如今桃李满天下，她也能安息了。
13即使遇到不公、委屈、黑暗
一晃，我屈晓丹也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。当年那头很会唱歌的“藏牛”也八十多岁了，我们偶尔还会在上海聚会。
她一开口，歌声还是那么宽广辽阔，犹如雅鲁藏布江缓缓流过雪域高原。
我常常怀念我的父母，想起过去的岁月。
我和父亲我是屈楚和王品素的女儿，我以父母为傲。我也常常对自己说，不要辜负父母的爱。
妈妈曾经希望我能考上上海音乐学院。文化大革命，我没能好好读书。后来我的女儿替我实现了梦想，她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，现在歌剧院。
爸爸从小教我话剧，希望我能继承他的话剧事业。他对鉴定文物很感兴趣，我耳濡目染，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。
年，我考了上海博物馆的讲解员。我嗓门大，面对几百人的讲解，话筒都不需要。
年，博物馆在华师大历史系办了一个文物鉴定班，40岁的我终于过上了大学生活，整整两年，我听了很多老教授的课，拿到了大专文凭。
父母留给我坚韧的品格，也留给我不太好的身体。我的原发性高血压，是母亲遗传给我的，我骨头的病是父亲遗传给我的。
六十多岁就瘫痪了，天天靠先生照料。
母亲面对困难从来不低头，总是迎难而上，战胜困难。一想到她我就很乐观。
凭着顽强的毅力，我持续康复训练，从瘫痪恢复到坐轮椅。现在，我终于可以站起来用拐棍走路了。
年7月，我和先生周良铁特意去南京看姑妈屈曼玲。姑妈也是教话剧表演和声乐的教授。我们告诉姑妈和姑父一个好消息：我们在四川的屈家故居已经被评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。
年7月，我们夫妻和南京的朋友韩勇我父母拥有崇高的信仰，愿意把一生奉献给追求光明的事业。爸爸妈妈传承给我的精神财富，我受用不尽。
我这一生虽然只是一片绿叶，辅佐父亲母亲，辅佐先生，辅佐女儿，但我觉得很幸福。我每天都活得积极向上。
我也教育女儿，人生无论遭遇什么，都不要害怕。即使遇到不公、委屈和黑暗，也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光明的，让自己始终做个光明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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